自从甲型H1N1流感暴发以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就变得更加忙碌，除了自己的工作、研究、学生答辩，他还要马不停蹄地接受各家媒体访问，向公众宣讲健康管理、应对流感。
5月18日，刚刚从北京电视台录完节目出来，黄建始接受了《科学新闻》的专访。
在谈话中，黄建始指出，在传染病疫情兵临城下的时候，从国情出发，当前中国的公共卫生策略，应该以传统的、非高科技手段为主，而不能光依赖疫苗、特效药等高科技手段。以下内容为黄建始的主要观点：
疫苗退后
首先，对于一个崭新的病毒，做疫苗前首先要有合适的毒株，中国截止到目前也只有3例病人，能立刻找到毒株吗？
第二，疫苗研制出来是否安全有效呢？1976年美国曾经出现过猪流感，当时花了1亿多美元做出疫苗，超过4000万人接种了疫苗。但最终，得猪流感的人一共只有200个左右，死了1个人，而打疫苗却使500人得了格-巴二氏综合征（一种严重的神经麻痹），死了30人，比猪流感还要严重得多。
第三，即使研制出了安全、有效的疫苗，但它的生产数量够不够？加拿大一位负责这次大流感疫苗的专家告诉我，要生产出足够加拿大全国2000多万人使用的疫苗，快则1个月，慢则3个月。而我们中国的疫苗生产能力并不比加拿大更好。
当然，我们可以先做出一批来，比如500万疫苗，但是给谁用？人都是自私的，如果大家知道没有疫苗就会死的话，这批疫苗管理不好就很有可能造成社会混乱。
第四，疫苗只有保持低温才有活性，因此运输必须全程冷冻。在北京我们可以做到，但是在新疆呢？我前不久去了和田，那里有100多万人，而当地疾控中心的冰箱里却只能储存1万支疫苗。而且，从和田市到最远的县城，要开5~6个小时的车，车里不能保证疫苗冷藏，农村也没有足够的冰箱。这就是我国现有的参差不齐的基层公共卫生状况。
另外除了冷冻，还必须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正确使用疫苗。这方面的人员也是欠缺的。
最后，疫苗保护要求大部分易感人群接受疫苗，才能使病毒无法传染扩散。如果有一部分人不理解不相信疫苗，如果不打疫苗的人很多，安全防护就还是存在漏洞。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认为疫苗研究没有必要，相反，疫苗很重要，尽管它赶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但它为下一次流感来袭作了准备、积累了经验。
但是，虽然疫苗是有用的，但当流感已经来了，最要紧的事情就不是研制疫苗了。就像打仗，敌人已经进城了，我们是应该首先建工厂、炼钢、造大炮呢，还是依靠小米加步枪先冲上去顶住呢？应该有一部分人作疫苗研究，但不能一窝蜂全上，就像SARS初期。我们应该更多强调监测，强调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健康教育及健康管理，而不是研制疫苗。
自从甲型H1N1流感暴发以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就变得更加忙碌，除了自己的工作、研究、学生答辩，他还要马不停蹄地接受各家媒体访问，向公众宣讲健康管理、应对流感。
5月18日，刚刚从北京电视台录完节目出来，黄建始接受了《科学新闻》的专访。
在谈话中，黄建始指出，在传染病疫情兵临城下的时候，从国情出发，当前中国的公共卫生策略，应该以传统的、非高科技手段为主，而不能光依赖疫苗、特效药等高科技手段。以下内容为黄建始的主要观点：
疫苗退后
首先，对于一个崭新的病毒，做疫苗前首先要有合适的毒株，中国截止到目前也只有3例病人，能立刻找到毒株吗？
第二，疫苗研制出来是否安全有效呢？1976年美国曾经出现过猪流感，当时花了1亿多美元做出疫苗，超过4000万人接种了疫苗。但最终，得猪流感的人一共只有200个左右，死了1个人，而打疫苗却使500人得了格-巴二氏综合征（一种严重的神经麻痹），死了30人，比猪流感还要严重得多。
第三，即使研制出了安全、有效的疫苗，但它的生产数量够不够？加拿大一位负责这次大流感疫苗的专家告诉我，要生产出足够加拿大全国2000多万人使用的疫苗，快则1个月，慢则3个月。而我们中国的疫苗生产能力并不比加拿大更好。
当然，我们可以先做出一批来，比如500万疫苗，但是给谁用？人都是自私的，如果大家知道没有疫苗就会死的话，这批疫苗管理不好就很有可能造成社会混乱。
第四，疫苗只有保持低温才有活性，因此运输必须全程冷冻。在北京我们可以做到，但是在新疆呢？我前不久去了和田，那里有100多万人，而当地疾控中心的冰箱里却只能储存1万支疫苗。而且，从和田市到最远的县城，要开5~6个小时的车，车里不能保证疫苗冷藏，农村也没有足够的冰箱。这就是我国现有的参差不齐的基层公共卫生状况。
另外除了冷冻，还必须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正确使用疫苗。这方面的人员也是欠缺的。
最后，疫苗保护要求大部分易感人群接受疫苗，才能使病毒无法传染扩散。如果有一部分人不理解不相信疫苗，如果不打疫苗的人很多，安全防护就还是存在漏洞。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认为疫苗研究没有必要，相反，疫苗很重要，尽管它赶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但它为下一次流感来袭作了准备、积累了经验。
但是，虽然疫苗是有用的，但当流感已经来了，最要紧的事情就不是研制疫苗了。就像打仗，敌人已经进城了，我们是应该首先建工厂、炼钢、造大炮呢，还是依靠小米加步枪先冲上去顶住呢？应该有一部分人作疫苗研究，但不能一窝蜂全上，就像SARS初期。我们应该更多强调监测，强调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健康教育及健康管理，而不是研制疫苗。
而且，最重要的是，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符合“木桶原则”，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了我们的防御能力。假如新疆、西北做不好，北京做得再好都用处有限。
中医旁站
对于这次甲型H1N1流感，有人给出了中医药治疗方案。这恐怕和中医的辨证施治原则有违吧？当时（5月9日）中国还没有病人呢，怎么辨证施治？而且从历史上看，面对大瘟疫，中医药并没有证明能有效保护国人免于瘟疫。
应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传染病，中医在膳食预防、起居预防方面的作用是好的。对于像SARS或这次甲型H1N1大流感，目前还没有见到科学证据证明中药能安全有效地预防和治疗。SARS危机已经过去6年了，如果当年用中医药预防治疗有效，到今天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总结，应该能见到可信的科学证据，但至少我还没见到。
达菲慎用
这次流感，最有效的药物是达菲。但它是有效药、不是特效药，这次甲型H1N1流感没有特效药。特效药和有效药的区别在于，比如你饿了，特效药就是给你吃饭，吃完就不饿了；而有效药是给你喝水，也能暂时缓解你的饥饿。
在病人发病的48小时之内给他使用达菲，可以缓解症状、加快恢复。这对于年纪大、做过化疗、做过器官移植手术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是非常重要的。但病毒多变，人们过去几年对达菲的依赖已经使得病毒在药物的选择压力下出现了耐药性。去年欧洲已经有文献报道，在季节性流感上已经出现了耐达菲的病毒株。因此，对整个人群来说，不能滥用达菲，否则会加速耐药性的产生，这个药就废掉了。
公卫先行
和SARS时期相比，这次中国应对流感的思路是正确的。SARS应急初期强调科学技术，把第一时间和资源用在研究疫苗和药物上，结果屡战屡败。后来吸取教训，采取群防群治，很快就取得胜利。这次国家吸取了教训，第一步就是联防联控，最早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4月28日）提出的8条措施中，有7条都是传统的非高科技的公共卫生手段。
SARS期间，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是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科技攻关组副组长，我是科技攻关组的顾问，在我回国第一次见面会上，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欠公共卫生的债太多了”，而他上台后说的也是“13亿中国人的健康不能光靠看病、吃药”。我认为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在SARS、甲型H1N1流感等等已经兵临城下的时候，高科技往往是远水不解近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用人类与传染病长期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的公共卫生经验，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减少易感人群。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怎么自我防护，提倡大家勤洗手、少扎堆、多通风。我相信，这时根据科学规律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就是最好的“疫苗”。
健康管理
前不久中国在搞医改，一直讲医改就是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甲型H1N1流感的来袭，是不是在提问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容易得病，如果得病后没有特效药怎么办？看病是解决不了健康问题的。最根本的，医改应该是解决国民的健康问题，而国民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医疗系统一个方面的因素，还包括环境、社会、心理等很多因素。
实际上，中国一直强调“病”的问题是有其深层原因的。在历史上，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总结出“单病单因”的生物医学模式，认为每个病都有对应的病因。疫苗、药物和手术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方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期，生物医学模式在指导传染病的控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到上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控制了传染病之后，心脏病等慢性非传染病开始威胁人类的健康，用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不了慢性病的防治。科学家开始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提出“多因多病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和“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认为疾病的产生除了生理原因，人的心理、社会、环境因素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对于国民健康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医疗，还包括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及调动人们维护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改变不健康的行为习惯。我们追求的是健康，不是看病。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选派出国的人大多数学回来的都是分子生物学。就这样一代代教育下来，大家都局限在了生物医学模式里面。国家买仪器买设备，把大量的钱投入到做分子生物学、做基因、发SCI论文上，但这些对中国的老百姓的健康有多大的直接用处呢？部分人做有必要，所有人做就出问题了。
人们原来以为解决了基因、疫苗、药物的问题，人就健康了，但现在看来不是的。我们应该尽早跳出生物医学模式的框框，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老百姓的健康上来。
更大威胁
这次应对甲型H1N1流感，中国及时转变思路，做得很好，但其实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慢性病。
中国在过去30年间，生活环境完全变了，以前是吃不饱，现在是吃出了病来。2亿高血压，1亿高血脂。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如今中国有2.6亿人患有慢性病，并且在过去10年中以每年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
原来得了慢性病，由于生活、医疗条件差，几年就走了，但现在带病活30年都不是问题。病人越来越多，社会负担越来越大。到了全民皆病那一天怎么办？研究告诉我们，100个人里面，其实只有1个人得严重疾病，19个人得慢性病，80个人相对健康。这个患严重疾病的人已经用掉了30%的医疗资源，慢性病的人用掉了40%，剩下的80个人只用剩下30%的医疗资源，而如果其中再有一个人得重病，这30%也马上就要用掉。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那80个人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必须管理好健康人的健康，而不是将眼光盯着病。
,中医文化，中医思考，黄建始“健康是最好的疫苗”